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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人毛主席與鄧小平
2020-03-20 11:28:40 來源:聯系電話18153207199 作者: 【 】 瀏覽:60次 評論:0
 
 
 毛澤東與鄧小平,一代天驕,蓋世偉人;兩代核心,同一偉業。
 
  他們兩個偉人之間,有著千絲萬縷、錯綜復雜的關系。他們既有不同的彪炳千秋的豐功偉績,又有類似的大落大起的坎坷經歷;他們既有過患難,親密無間,充滿深情厚誼,又有過分歧,若即若離,存有恩恩怨怨;他們既有偉人高風驚世之舉,又有令人扼腕而嘆之事。他們兩個偉人之間的關系,充滿了奇特而又微妙的傳奇色彩,閃耀著傳統而又亮麗的真理之光。
 
  毛澤東年長鄧小平11歲。
 
  從1927年毛、鄧相識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整整七十年。讓我們以簡短的文字,勾勒一下毛澤東與鄧小平七十年來不同歷史階段走過的風風雨雨的人生軌跡吧。
 
  蘇區時期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風云激蕩、英雄競出的年代。中國革命向何處去?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在哪里?懷著堅定的信念,肩負神圣的使命,兩個年輕的職業革命家毛澤東與鄧小平,從大山中走出來了!他們審時度勢,殊途同歸,徑自都來到了他們共同的祖籍地——江西,從此登上了中國革命的紅色舞臺。他們從漢口初識到蘇區重聚,共同戰斗在火熱的中央蘇區。豈料,正當毛澤東、鄧小平雄姿英發,為鞏固和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竭智盡力的時候,“左”傾陰霾籠罩中央蘇區上空。一股惡浪洶涌襲來,兩人竟雙雙“落難寧都”:毛澤東于1932年10月在寧都小源村被撤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軍職,在汀州賦閑三個月;鄧小平于1933年5月在寧都七里村被罷免了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之職,并承受了生活上的種種痛苦。“自古雄才多磨難。”憑借堅定的信念和意志,歷經種種坎坷和曲折,他們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終于走出了困境,直到遵義會議前后相繼“出山”。
 
  抗戰時期
 
  “抗日旌旗戰局開,大軍東去薄燕臺。”在狼煙四起、硝煙滾滾的民族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經過戰火的洗禮,顯得愈加堅強、成熟!毛澤東與鄧小平,一個在延安窯洞運籌帷幄,一個在抗日前線馳騁縱橫。毛澤東說:“鄧毛謝古死了三個,希望鄧要為黨爭氣。”身為毛澤東麾下的一員大將,鄧小平偕同劉伯承統率八路軍一二九師,一文一武,輕重自如,從血戰晉冀豫,到立馬太行山,演繹出抗戰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鄧小平說:抗日根據地“奇跡的秘訣”,是“有一個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指導原則”。鄧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整風時就使用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多次推舉鄧小平擔任重職,七大后又親自致電鄧小平回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
 
  解放戰爭時期
 
  鄧小平曾說:“在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的三年。”中原逐鹿,鹿死誰手?毛澤東以戰略家的睿智,確定“出擊中原”的決策,劉鄧大軍銜命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了我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在決定中國革命最后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又以他過人的膽識啟用了三員四川虎將(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構建成淮海戰役總前委的核心領導班子(三常委)。劉、鄧、陳偕同粟裕、譚震林一道,指揮中野、華野千軍萬馬,以摧枯拉朽之勢,殲滅了國民黨軍55萬精銳主力,隨即揮師渡江,直搗南京蔣家王朝。“戰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擔。”毛澤東稱贊“淮海戰役打得好”。總前委書記鄧小平說:“淮海戰役的部署決策是我根據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決定的。”建國前夕,毛澤東電令“小平準備入川”,劉鄧大軍千里進軍大西南。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十余年間,毛澤東與鄧小平相知相親,鐵馬情深。
 
  建國后十七年
 
  打江山易,坐江山難,此乃中國古訓。建國以后,毛澤東是黨、軍隊和國家的領袖。鄧小平當了兩年西南局第一書記,五年副總理,十年總書記。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中,他們是核心與成員的關系。他們之間合作共事,親密無間,配合默契,攜手走過了治國安民的風雨十七年。鄧小平后來談到“十年總書記”這段工作經歷時說:“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個時候。”可謂“日理萬機”。毛澤東1951年就對人說:“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黨的“八大”前夕提議鄧小平出任黨中央總書記;1957年在莫斯科稱贊鄧是“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1959年透露說,“我為正帥,鄧為副帥”。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關于“我們黨有五好”的講話,得到毛澤東的贊賞。然而,在這以后糾“左”的進程中,毛澤東同鄧子恢、鄧小平等人在農村“包產到戶”等問題上意見相悖。鄧小平的“貓論”更是令毛不快。總書記與黨主席的分歧,種下了鄧小平“文革”厄運的根苗。
 
  “文化大革命”前期
 
  歷史常常是在曲折、反復甚至是痛苦中不斷前進的。“文革”初期,毛澤東已逾古稀。他對外賓說:“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中央幾個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于是,晚年毛澤東拋出了《炮打司令部》的驚世大字報,演繹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大悲劇。在災難性的“文革”狂飆中,劉少奇含冤去世,鄧小平也落難了。由于毛、鄧在“包產到戶”等問題上意見相左,加上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敢于負責、雷厲風行的一貫作風,使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覺得鄧小平不大聽話,很少請示報告,以致產生不滿。“文革”前夕,毛澤東指責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李富春主持的國家計委。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忿懣地說:“鄧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幾年不找我。”鄧小平終于被打成全國第二號“走資派”。毛拋棄了鄧,卻不同意開除鄧的黨籍,提出“把劉、鄧拆開來”。于是,鄧小平被放逐江西,羈居三年。鄧小平曾沉重地說: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林彪事件后
 
  林彪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將。”面臨國家危難,毛澤東大病一場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誰來擔綱治國?74歲高齡的周恩來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確認“患有不治之癥”,“四人幫”又難以擔當治國大任,這樣,年富力強的68歲的鄧小平被毛選定為“接班人”。是天降機緣,還是水到渠成,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不過,鄧小平在江西中央蘇區時被打成“毛派”頭子,是毛澤東啟用鄧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林彪事件后,鄧小平在江西上書毛澤東請求“做點事”后僅10天,毛即批示: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毛的批示,是鄧的福音。隨后,在周恩來的運作下,鄧小平入京。毛、鄧“文革”分離近7年后重聚首。為了國家利益,毛澤東毅然請出“軍師”鄧小平,治國理政,支撐危局。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鄧小平任職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時給予追認;
 
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澤東最后一次離開北京,先后在武漢、長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間,特別是在長沙停留的114天,毛澤東作出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重大決策——推出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取代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本文將詳細講述毛澤東最后一次離開北京、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
 
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開始考慮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來培養
 
新中國建立初期,主持西南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被毛澤東調到中央工作,很快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鄧小平德才兼備,軍政皆優,是一位能夠“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非凡帥才。就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而言,鄧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國和蘇聯奠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報告、經驗總結、講話稿等,從來都是自己動手,一氣呵成,且言簡意賅,觀點鮮明,深得毛澤東的好評。鄧小平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曾多次被毛澤東視為有創見而批轉給各中央局、各解放區參照執行。就安邦治國而言,從抗日戰爭到新中國建立初期,鄧小平先后主持過太行分局、北方局、晉冀魯豫中央局、中原局、華東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長期擔任大戰略區的主要負責人,獨當一面,積累了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就帶兵打仗而言,鄧小平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已經統兵一方,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從1938年開始,相繼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和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領導過華北抗戰,與劉伯承一起指揮過上黨戰役、平漢戰役、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戰役戰斗。
 
對于鄧小平的文韜武略,毛澤東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談話中作了高度評價:“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鄧小平雷厲風行、知難而進、勇挑重擔、善于開創新局面的作風,也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年齡而言,1956年鄧小平才52歲,在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是比較年輕的一位。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開始考慮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來培養。1956年,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特別就鄧小平的情況向中央委員們作了介紹:“至于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插話說: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嗎?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斗爭的。”在中共高級干部中,能夠獲得毛澤東如此高度評價的,確實為數不多。由于毛澤東的鼎力推薦,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順利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實際上確立了他作為毛澤東又一個接班人的地位。中共八大以后,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中共最高領導核心,對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進行決策。
 
中共八大以后,毛澤東繼續在國內外一些重大場合宣傳劉少奇和鄧小平,多次明確地透露出自己把劉少奇和鄧小平作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圖使國內外更多的人了解劉少奇和鄧小平。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在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談話中,在談到自己準備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時,赫魯曉夫問道,有人接替嗎?毛澤東說,有。我們黨里有幾位同志,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接著,毛澤東一一評價了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同志。他指出,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后來到你們這里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第二個是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很有發展前途。在1959年舉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在關于工作方法的講話中,講到權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時,詼諧而富有深意地說:“我這個人的名字叫毛澤東,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他還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兩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的工作。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繁重的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前期,總的來說,毛澤東是滿意的。但是,隨著劉少奇、鄧小平為了恢復在“大躍進”中傷了元氣的國民經濟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這些措施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對“大躍進”以來社會主義建設中一系列“左”傾錯誤指導方針的糾正,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認識的深化和實踐上的深入,他們與退居二線的毛澤東之間出現了分歧。這樣,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利用十年內亂,把劉少奇打成“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迫害致死;把鄧小平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流放江西。
 
“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大病了一場,從此身體日漸衰弱,進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體弱,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心情愈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選擇了38歲的王洪文擔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毛澤東對他的態度逐漸由希望變成失望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澤東曾經對他寄予厚望。
 
從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先后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便在各種場合樹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動經驗。對于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一位英國記者作了如下評述:“38歲的上海造**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75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80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系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過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實踐證明,他根本不具備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應當具備的治國安邦的基本素質,沒有能力擔當如此大任。別看他在上海灘“沖沖殺殺”、“一呼百應”,可在北京、在中央機關、在一個泱泱大國負責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簡單的了。不久,毛澤東仍然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毛澤東下定決心,再次對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與政治局的有關同志和一些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提議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提議讓鄧小平擔任軍隊的重要領導工作。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和葉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當軍委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后開二中全會再追認。
 
隨后幾天,毛澤東在同中央政治局幾位同志談話中說:現在請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
 
12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于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的講話。政治局會議贊成毛澤東的提議,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鄧小平任職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時給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這樣,在毛澤東的親自提議下,鄧小平被賦予更大的重任,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同時還任國務院副總理。這使鄧小平同時集中央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于一身,重新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從此,在中央領導層,形成了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新格局。江青集團盡管鬧騰得很厲害,但毛澤東認為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始終不肯把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的實際權力交給他們。
 
治國安邦,毛澤東還是相信久經考驗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
 
1975年全面整頓期間
 
  1975年的政局是乍暖還寒,喜中有憂。其時,中央高層斗爭十分激烈。一方鄧小平復出主政,大刀闊斧,全面整頓,取得了顯著成績;另一方“四人幫”卻虎視眈眈,拼命攪局,伺機奪權。年已82歲的毛澤東,思慮天下社稷和身后之事時,面臨兩難:他既要維系國家經濟,又要維護“文革”聲譽。1975年的全面整頓,是中國改革的預演。毛澤東對此頗為贊賞,但一觸及對“文革”的評價,又疑慮重重。這時,“四人幫”一伙奸佞小人大進讒言,動搖了毛澤東對鄧的信任。圍繞著要不要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毛、鄧發生了生前最后一次政治碰撞,鄧小平義無反顧地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1976年“批鄧反右”期間
 
   改革開放新時期
 
  一代偉人毛澤東逝世后,中央政治局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在人民的呼喚和黨內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鼎力相助下,鄧小平又奇跡般地“東山再起”,重返政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人們的思想空前解放,理論界十分活躍。可是,就在這時,黨內外、國內外出現一股“非毛”思潮。鄧小平高瞻遠矚,豁達大度,高舉旗幟,反對“非毛”,以一個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風亮節,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精心指導起草《決議》,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貢獻”。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一代天驕,蓋世偉人。他們走過了一個世紀,矗立起兩座豐碑。鄧小平沒有走到21世紀,卻為中國打開了通向21世紀的大門,實踐了毛澤東的夙愿。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業“始于毛,成于鄧”。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中華民族現代史上兩座雄偉的高峰。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我們黨光輝的形象,永遠的旗幟!斯人已去,偉績長存!
 
  七十多年來,鄧小平同毛澤東確實有著難以割舍的不解之緣。戰爭年代,鐵馬誼篤;建設時期,恩怨情長。論年齡,毛澤東比鄧小平大11歲,鄧小平視毛為領袖、兄長。論情分,鄧小平在江西中央蘇區被打成“毛派”頭子,毛澤東對此念念不忘,刻骨銘心。論友誼,鄧小平從立馬太行到挺進大別山,從淮海決戰到進軍大西南,都是遵循毛澤東的戰略決策取得大勝、立下大功的,這種戰火、硝煙中結下的戰友深情是極為堅篤、牢不可破的。論恩怨,毛澤東有恩于鄧,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毛澤東都十分贊賞鄧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多次提攜、薦舉鄧出任要職,甚至一度確定其為自己的“接班人”;同時,毛又抱怨鄧不大聽話,“耳朵聾,聽不見”,對自己“敬鬼神而遠之”,而同劉少奇卻走得很近,尤其讓毛不滿的是,鄧小平再度復出主政時,怎么也不肯順從他老人家的最后一個心愿,維護“毛鄧合作”的最后一道底線,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于是,毛不得不將鄧罷黜。因為他不允許在他在世時或身后對“文革”存有非議,更不允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但毛澤東在兩次將鄧“打倒”的同時,又顧念舊誼,留有余地,兩次刻意保留了鄧的黨籍。
 
  鄧小平歷來對毛澤東極為尊重、佩服,忠誠不二,竭誠擁戴,但他又是一個同毛一樣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肯讓步的人。十年“文革”,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他本人也靠邊了六七年,他不愿意違心地主持制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對毛澤東有看法,覺得毛過于專斷、家長制、一言堂,認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用‘四人幫’,毛主席是有責任的”。但當他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跡般地復出主政時,又高瞻遠矚,豁達大度,高舉旗幟,反對“非毛”,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以一個政治家的遠大眼光和博大胸懷,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科學評價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這就是“恩怨情長”!這就是偉人風范!這就是實事求是!恩也罷,怨也罷,在偉人眼中,都不是什么個人之間的事情,而是一切以黨的事業和國家的利益為準繩,一切為了黨的事業和國家利益。
 
  最后,再說幾句話。
 
  偉人也是人。偉人也是性情中人。偉人是偉大的,但也會有失誤;偉人很高尚,看得很遠,想得很深,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偉人的心難以揣摩,但也不是深不可測的;偉人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但也不是不可探索的。在我們黨力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今天,研究和探索偉人之間的關系、交往和情感,應該不再是什么“禁區”,而恰恰是一個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很有興味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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